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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第一步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态。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为了规范经营,也为了打消李鸿章的疑虑,盛宣怀还亲自拟出了《电报局招商章程》,后增为《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上呈于李鸿章,其中就电报局已存的官股与商股的关系、国家的利益作了详实可行的说明,最后强调电报局内部的管理一律按商业原则,政府不得干预,并且提出除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衙门、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电信,区别对待地记帐结总作为归还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电信一律收取现金,并要先付钱后发电。其他的关于各局用人、洋员的使用和严格要求、巡警沿途保护电杆电线的制度、电码的规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怀都作了周密的规定和安排。至此,李鸿章终于对电报总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怀的建议。
自此兵衅已启,本非衅自我开,且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与各国开衅?此意当未各国所深谅。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其实莫尔斯在电报机上的造诣,并不出色,技术含量也远不及科班出身的惠更斯,还得靠另外一位技师阿尔弗雷德·崴尔的帮忙,才制造出可以实用的设备。但莫尔斯真正的贡献在于,让电报信息由空间组合变为时间序列,解决了电报技术实用化中最大的难题。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他看得入了神,竟忘记了听机器的响声。等他回过头来,已经漏过了一段电文,他托起纸条读道:“一月二十一日晚六时五十分……”他迅速抄下这段电文,然后放下纸条,用手托着头,继续往下听:“在高尔克村逝世……”
到了直皖战争的时候,吴佩孚更是如鱼得水,电战打得不亦乐乎。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康有为看到光绪心意已定,只好把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弟子召集过来商议,这些学生也都纷纷劝老师外出避祸。康有为很犹豫,因为他们正在策划兵变,想借袁世凯的新军杀掉在天津的荣禄,然后包围颐和园,囚禁慈禧太后。在这关键当口,主脑人离开不大合适。谭嗣同说老师你先离开,具体筹划有他们这些学生负责。康有为表示好歹把袁世凯拉拢过来,他走也走得放心。当时袁世凯已经与维新派走得很近,维新一党受光绪衣带密诏的时候,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也在侧,只是他本人从来没表明过立场,让康有为很不放心。
如今的人们对于电报恐怕已经非常陌生了,除了春节晚会上主持人还能念念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以外,日常生活里这东西几乎已经绝迹。2006年1月27日,美国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正式宣布停止电报业务,这标志着电报在美国彻底进入历史。让人感慨的是,因为几乎没人使用电报了,这条公告一直到一周后才被人注意到。
他替郭松龄拟讨张作霖檄文的时候,也一时突然老糊涂,又开始胡乱用典。檄文中有“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句,以祁奚、曹璋喻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他以祁奚比张作霖,尚算靠谱儿;拿曹璋比张学良,就不知安的什么心了。我猜饶汉祥是想说张学良如曹璋一样是将门虎子,悍勇善战,可他怎么没想想曹璋最后是个啥下场呢?这不咒少帅么?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等到孙中山客套完了,邓廷铿又拽着他上了使馆二楼,去见另外一位广东籍随员李盛钟。过不多时,马格里假装走过来,说国内来了电报,密级很高,请邓廷铿亲自译出。邓又拽着孙中山上了三楼译电室,一步步引着他进入毂中。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而电报呢,套句应景的话就是“眼睛一闭,一睁(一秒钟),就转地球七圈半了,嚎?”这中间的效率差了多少倍,数学不太好的恐怕还真算不清……
丁日昌为人正派,作风强硬,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其他颟顸官员的排斥。那些官员面上不敢说什么,私下里都骂他是“丁鬼奴”。这个外号是有原因的,因为丁除了会内治以外,还熟悉洋务,跟江南造船厂等洋务企业渊源颇深,经常跟洋人打交道。恭亲王奕䜣就因为支持洋务,被人骂成是鬼子六,这次丁日昌更惨,连鬼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鬼奴。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这份通电是篇奇文,它最著名的两个特点是:行文上辞藻斐然,逻辑上胡说八道。两者都被康圣人发挥到了极致。比如谈到前清覆亡,康圣人说“劝惟治国犹之治病,必先洞其症结,而后攻达易为功;卫国犹之卫身,必先定其心君,而后清宁可长保”,用的是诸葛亮舌战张昭那套“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的理论,对清季腐朽乱象不置一辞;谈到国家体制,他又搬出杨度那一套——“何如摒除党见,改建一巩固帝国,以竞存于列强之间,此义近为东西各国所主张,全球几无异议”。尤其是“全球几无异议”六字,实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此时挤兑风潮愈演愈烈,胡雪岩只好把自己的地契和房产都抵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熬过这一难关。无奈大势已成,无力回天,一代商圣胡雪岩,此时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赖以起家的阜康银行轰然倒闭。胡雪岩这时才得知,幕后的黑手竟然又是那个盛宣怀,狂怒之下,呕血升余,昏了过去。
如果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民国当时全国当时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200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发过一通电报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电范围。有的时候,落款还会加一个“印”字,表明附有发布者的印鉴,等若背书。
电报是概不赊欠的行当,要求真金白银,现场付讫。康圣人一不办报,二不经商,三无大宗赞助(只有宪政党偶尔能发些补贴),经济来源本来不丰,动辄通电的习惯再加上他那五房妻妾与门下食客的开销,日子过得颇为拮据。
在这场以“天下第一官商”的头衔为奖品的战斗中,盛宣怀始终牢牢握紧了电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利用垄断资源精确地掌握对手的情况,贯彻实施自己的意图,判断出手的时机和力度,还扼制了对手的信息传递,一鼓而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虽然作为一名旧时代的官僚加商人,盛宣怀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水平来总结出自己这一胜利的意义和理论基础,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他却凭着商人的本能,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战,也就随之隐隐有着20世纪现代信息化商战的神韵了。
不是物以稀为贵,也不是因为中国CPI比较低,而是因为中国电报员比国外同行更辛苦。
陈宦这个人最擅长揣测上意,好玩些小聪明。据说他每次见袁世凯,都事先写好三份不同的建议,分别藏在左右袖子和靴筒里,见了袁世凯以后,先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旁敲侧击打听袁世凯的意见。听好风向,他就挑出与袁意思相近的建议书。袁世凯觉得这人既能干,又会体察上意,而且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当皇帝对待,对他极其赏识和信任。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1916年5月3日,陈宦在摸清楚了湖南汤芗铭和南京冯国璋两位大佬的态度之后,胆气总算壮了起来,发出了第一封通电,劝说袁世凯退位。同时他还在电报里强调各地不能追究袁世凯的责任,即便退位也要享受若干福利云云。经了骆成骧的指点,这份通电立刻收到良好效果。各地报章都纷纷表示赞赏,北洋系也乐见其言。在北京的段祺瑞很欣赏陈宦的提议,整理成退位优待的六项条件,递呈袁世凯。一时间就连袁世凯都觉得陈宦还算讲义气。
这一位老先生一生耿直,当年他跟同学联句,对方出句是“至穷无非讨口”,他脱口而出:“不死总要出头!”其性格可见一斑。殿试之时,骆成骧面对光绪帝毫无惧色,侃侃而谈,策论中直斥国事,连慈禧太后都被批了几句,让递卷子上去的太监惊出了一身汗。光绪帝对骆成骧十分欣赏,点他中了状元之后,就一直委派他在各地兴办教育,整顿学务。陈宦就是他在担任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时的弟子。
兴奋的沈从文回到青岛,立刻写信给张兆和,信中托张家姐妹中跟他较熟、性格也最急公好义的二姐允和帮他向张家二老提亲。在这封信里,沈从文充满诗意地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冀牖一向开明,丝毫不以张家豪富,而沈从文只是个湘西穷书生而生门户之见,痛快地回信告知张家姐妹,对此婚事表示同意。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但是好事多磨,官僚和宗教机构永远是发明家们的最大敌人。虽然莫尔斯多次向美国国会提出申请,希望政府能够出资建立一条电报线路。但直到5年后的1842年,美国国会才批准了他的这一议案。那时候,可怜的电报先驱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向自己的学生借了50美元,才能购置一套像样的服装前去参加国会的听证会了。
当时胡雪岩探知盛宣怀的举动后,抓住左宗棠正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行走转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良好时机,向左提出应该抢先设立电报,压一压李鸿章的风头。胡雪岩还进一步备细说明电报的政治、经济意义,认为如果开设电报,一定能形成源源不断的创收新途。
恰好这个时候,胡雪岩向汇丰银行所借的一笔款项到期,需要偿还本息共80万两。这笔钱本不是胡雪岩私人所用,而是由他做中间人向外国银行所借,还款的时候也是由他出面为国家先行垫付,再由各地财政给他补上。若在平时,这80万两银子还不在胡雪岩眼里,随手就垫上了,但无奈此时青黄不接,他也只好眼巴巴地盼着上海的协饷能尽快到账了。

莫尔斯的发明很快便风靡整个美国。虽然次年惠斯通的五针电报在伦敦引起轰动,但已经无法动摇莫尔斯的优势。旧大陆的人们通过五针电报领略到了电报的种种优点,很快却选择了更具实用性的莫尔斯电报,不知当年惠更斯看到自己给莫尔斯作了嫁衣,心中作何感想。发明家之间的恩怨姑且不论,总之莫尔斯电码以其简洁、快速、清晰的优点,很快便横扫新、旧大陆,取得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到了19世纪后半叶,莫尔斯电报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用。汤姆·斯坦奇说:“在19世纪晚期,西联汇款的电报网络成为了美国经济的神经系统,就像当今的互联网一样。”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这个神来之笔,最后却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起事之初,很多奉军将领追随郭松龄,正是因为郭在讨伐通电里打出少帅旗号,让他们感到师出有名。当奉郭二军夹辽河对峙的时候,张学良亲赴前线督军平叛。自己倡言拥戴的对象,却成了对阵中的敌手,这对郭军真是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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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那说明你还没有胜他的把握积极向上的句子早安!我在寻找一处心的港湾
任清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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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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